《醫宗金鑑》的重要性，不只在於「彙集醫學知識」，更在於以官方力量，將歷代的醫學，整理成可教、可學、可供臨床參考的共同典範。它由清廷命吳謙、劉裕鐸等主持編纂，於乾隆七年（1742年）完成，後來成為太醫院的教科書，具有醫學整理與教育制度化的雙重意義。
「醫宗金鑑」製作的目的：
一、《醫宗金鑑》應當時「醫書繁多，學者無所適從」的狀況與需求而產生。
編纂奏疏指出，歷代醫書存在「博而不精」「雜而不一」，甚至彼此矛盾的情況，因此提出「分門聚類，刪其駁雜，採其精粹」的整理方向。
因此，它的時代任務不是單純增加一本醫書，而是替龐雜的醫學知識，建立秩序與學習準繩；從醫學史角度來看，這是一項帶有官方權威的知識整理工程。
二、推動醫學教育的規範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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奏疏明確提出：「使為師者必由是而教，為弟子者必由是而學。」加上後來太醫院將其定為教科書，可看出它不僅供醫家閱讀，也意在建立共同的教學依據。
它大量運用歌訣、注解與插圖，將理論、診法和各科治療重點整理為便於記憶與理解的教材；其教育價值，在於把繁複的知識轉化成較容易傳授的形式，而不只是保存古籍。
三、尊崇仲景，又重視臨床實用。
全書以《訂正傷寒論注》《訂正金匱要略注》居首，對經文進行考訂、注釋與整理，顯示其以張仲景醫學作為重要根基；同時又納入婦科、幼科、外科、眼科、針灸、正骨等內容，使經典理論與各科診療相互連接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它並非只要求背方，《凡例》提出「方者一定之法，法者不定之方」，強調理解立方之意與隨證變化；這反映出其教學理想是由熟讀走向明理，再走向臨證運用。
四、反映清代國家對醫學正統的建構。
乾隆下令修書的目的為「以正醫學」，書中奏疏與進書表也將醫學和百姓性命、朝廷仁政聯繫起來；因此，它不只是醫家的學術成果，也承載了國家整理知識、樹立典範的政治文化意義。
換句話說，清廷不僅支持醫書編纂，也透過選錄、刪訂與官方刊行，參與界定「哪些醫學知識值得傳授」；這是理解它的時代性時，不能忽略的一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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